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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转折点

时间:2017/9/6 9:10:51 点击:

  核心提示:1977年的高考,看似教育体制上的转变,其实当时的人们都清楚,这是邓小平恢复职务后拨乱反正的大手笔。我怀着梦想走进高考考场,最终成为1977年高考生中幸运儿,考进了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实现了我的个体命...

1977年的高考,看似教育体制上的转变,其实当时的人们都清楚,这是邓小平恢复职务后拨乱反正的大手笔。我怀着梦想走进高考考场,最终成为1977年高考生中幸运儿,考进了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实现了我的个体命运的转折。

一、我的小学中学生活

我的小学中学生活都是在“文革”期间度过的。

1967年,学校恢复招生了。我是八岁才开始上学的,小学上了五年半,因为秋季改春季,我记得我是秋季上的小学一年级,可是毕业的时候,却是1972年的冬天。

我家在周至县县城,可是,我们上的西街小学个别教室却没有桌凳,用土坯和泥巴做的课桌,凳子自己带,我从一年级到四年级就是在这样的教室上课的。

那时课本是县上自己印刷的,记得我们三年级开学一周了还没课本,老师让背《老三篇》(《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同学们都不怎么愿意背,而我却听老师的话,几乎全背熟了,所以以后引用能不假思索,张口就来。

现在的孩子可能怎么也不能理解我们当时的梦想了吧。那是1971年的冬天,北风凛冽,课间十分钟,我走出教室,站在挂有铜钟的老槐树下,看着同学们玩耍,可是我的眼光紧紧盯住的是男同学那左右两边有口袋、中间开叉系纽扣的制服裤子。我的意识在自由流淌:什么时候我也能有这么一条制服裤子呢?要知道,我的裤子是母亲和姐姐们亲手纺线织布又亲手浆洗缝制的大裆裤,我的腰都被硫化氢的颜料浸染成蓝色了。

不过,那时的老师,教学态度认真,水平也高,像我的小学数学老师何育民、齐向阳,语文老师李桂兰等等,都是顶级好的老师。我最感谢老师的一件事是,有一年开学报名,我看同学们排着队给老师交作业,我过去给老师帮忙收,收完作业,我问老师“咋还有作业呢?我咋一点都不知道呢?”老师说:“你不用做!”我的老师对我的信任让我终生难忘!小学毕业,我没有让老师失望,我以学校第一名、学区第二名的成绩考上了初中,也算是给老师挣了面子。

我的初中和高中都只上了两年,所以我虽然上学晚,但是,因为毛主席说“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我高中毕业的年龄是17岁,毕业的时间是1977年元月15日。

初中生活只有两年,第一年我还在西街小学上,第二年在城镇中学(现在叫周至一中)上,那时是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狠抓教育,还比较正规。只记得我在城镇中学被选上要演一台“眉户戏”,戏名我忘了,排练了很久,演出不到三场,对我的锻炼很大。我经常想,素质教育确实能锻炼人,可是并非人人都能得到这个机会。我还是幸运的!

初中毕业上周至中学,全班五十多人,只有七个指标,全班同学投票选举,选举完了,老师当时没有唱票,我是其中一员(我估计按照得票数我不一定入围),真真得感谢我的班主任老师刘玉龙。但是后来听说,有位同学的妈妈到学校找班主任闹事了,让老师很不愉快。今天的我当了几十年的老师,才知道我的老师当时把我推荐到高中是多么的不易!

高中两年,我先在周至中学上了一年,又回到城镇中学上了一年,因为周至中学解散了,变成了县上的招待所。周至县当时的领导们不重视教育,目光短浅,以致后来被相邻的户县甩在了后面。

高中两年我一直担任班长、团支书,除了学习还要当好学校团委书记和班主任的左膀右臂,事务繁杂。由于大形势比较混乱,活动多,我们经常要上街游行。我记得197610月县上召开庆祝粉碎“四人帮”大会,工农商学兵五个代表上台发言,我是作为学生代表发言的。

1976年底,毕业证还没有拿到,我就给老师请假,到工厂做工去了。年底了,副食加工厂的活多了起来,我的大姐在厂里工作,她介绍我去干临时工,一天挣一块七毛五分钱,一个月要挣五十多块钱,临近年关,不可不去,所以我就有了一段做工人的经历。至于当农民的经历,因为我们本身就是农业户口,所以,对农村的劳动是很熟悉的,没有城里的孩子上山下乡后的那份矫情感受,会割草、会割麦、会赶车、会犁地、会拉车、会推车、会扬场,能扛180斤重的粮食包。

但是,父亲没有让我干农活,而是介绍我当了代理教师,一天挣12个工分。我记得在这一年的代理教师生活中,我自学了不少,锻炼了很多,有很多收获。其中最值得一提的便是备战高考。

二、  备战高考

记得得知国家要通过高考选拔人才,择优录取,停止实行多年的工农兵推荐上大学的政策后,我心中长久被压住的悸动与渴望,在那一声令下后重新燃起。我忍不住去找我的高中班主任,他说:“目前来看,大家都一无所有,而世界出现了一种机会,这就看你能不能抓住!抓住了你的人生就会迎来一次大的转折。”后来我复习的时候,各种本子上都不写数学呀语文呀什么本,而写的都是“转折点”三个字,不过是反写法(就像刻章子的人在章子上刻的那种文字一样),我怕别人看见了笑话我。我知道,这次高考对于我这样一个热爱知识又处在社会最底层的农家子弟来说,几乎是唯一一条会流动的通道,我会用满腔的热情去拥抱她,让她把自己带到一个生命的新高度!

机会来得太突然,大家都没做好迎接的准备。我的第一反应是上中专,可是报名时,老师一看我的高中毕业证上的日期是1977年元月15日,认定我是应届毕业生,不能报中专,只能报大学,这让我心里很不舒坦,只能撞撞大运了。

复习时我还是幸运的,我刚刚给初二年级的学生代了一个月的数学课,讲的是根式一章,后来高考的第一题就考的是根式题。政治最好,因为我的高中班主任托我的妹妹给我送来一本政治复习提纲,一共三百个题,我都背得滚瓜烂熟,所以政治答得最好。历史地理当时算一门课,不知道怎么复习,就借了初中学生的两本书看了看,结果考试时愣是不知道郑成功是干什么的。语文考试前,我叫我们学校的另一位和我一样参加考试的老师快点走,可是就不见他出门,于是我又折回去,发现他在看有关复句的知识,我顺便走马观花似的看了一遍,记住了几个概念,结果真考了复句,我还答对了。

得知高考的消息到参加高考不到一个半月的时间,复习基本上是来不及的,靠的还是基本功。记得当时很多人要我的作文,要拿回家去背。我想这是临时抱佛脚,得不了真经的!我自己一宿一宿复习,晚上只睡两三个小时。后来我们学校另外两位老师把我叫去和他们一起复习,晚上还有一碗面吃,为什么待遇这么好?因为他们有些数学题不会做要问我。

三、大学生活

其实刚上大学的我虽然说已经有了一年民办教师的经历,但是,和刘心武在《班主任》里刻画的那位班长谢惠敏的思想几乎是一样的,由于是在 “文革”期间完成的中小学学业,所以思想深受“四人帮”法西斯思想的毒害,单纯善良,却也固执刻板。如饥似渴般地读书,开阔自己的眼界,从禁锢中摆脱出来,参加思想解放大讨论,就是最有效的方法。我很感谢我的同宿舍的同学王岳坤、王昕、高杰、王旭、姚奋翼以及吕晓明、梁永和、史智勇,因为每天上完晚自习洗漱完毕躺在床上开始睡前的讨论,这才是最精彩的,以王岳坤为代表的一派和以王昕为代表的一派针锋相对,互不相让,我们几个应届生根本插不上嘴,不过思想的收获却是很大的。

在班上任国胜、李领跃、张运奎、王全民等也是我的好朋友,我们经常在一块讨论学习和人生。记得第一学期备考《中国古代史》,我们坐在图书馆一楼的地板上,还有张竹梅参加,互相提问着复习,我们几个考得都不错,但是班上有20几个同学不及格。

忘不了畅广元老师、吴世勋老师、高元白老师、辛介夫老师、黎明老师、孙元生老师……

忘不了朱玲、张竹梅、杨雅丽、李荣等女同学为男同学缝被子的情景。

忘不了团支部组织大家登骊山赋诗一首的情景,也忘不了上华山归来后吃面喝面汤(缺盐)来回只花了两块五毛钱的情景。

忘不了班长张晓明组织的勤工俭学活动:大一的暑假我们把学校所有的教室粉刷了一遍,分工合作,不怕辛苦,为自己挣得了一笔可观的买书钱。

忘不了我的同桌吴进认真学习的神态,忘不了王庭亮厚厚的课堂笔记本,忘不了郑凤莲问不完的问题,忘不了王全民天上知道一半地上全知道的渊博和开玩笑永不生气的好脾气……

难忘的大学生活赋予我无限的热情和巨大的动力,使我在拿到毕业证的时候下定决心:我要用一生的付出来回报!

1982年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了汉中中学,在汉中我教书整整20年。2002年元月我调到了西安市第八十三中学,我又教了16年,算起来还有两年我就退休了。我常想:四十年前的那次高考改变了我的命运,那其实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中央拨乱反正给我带来的命运改变,我要用毕生的精力教书育人,为国家培育良才,以此回报社会感谢党,也用以回报我生命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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